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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法理强调人民权力至上，而自由主义法理坚持个人权利本位。

美国人喜欢诉讼，也被鼓励诉讼，而不喜庭外和解，这种心态的形成和庞大的律师群体有关：大量的司法需求是作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的律师创造出来的。36参见［美］托马斯·卡罗特斯：《法治的诱惑》，载［美］詹姆斯·赫克曼、罗伯特·尼尔森、李·卡巴廷根（编）：《全球视野下的法治》，高鸿钧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2页。

25简单地说，既然东方主义所支撑的法律意识形态霸权存在诸多问题，直接窒碍了中国法律主体性的确立，那么，批判法律东方主义的潜在导向便是迈向东方法律主义。有鉴于此，改革者未来更需做一种多元法治理念的动态均衡配置思考，而非总是执持一种一元化直线型的法治建构观。他指出，中国戏剧中女旦角的扮演者之所以往往都是男人，是因为只有男人才懂得女人应被期望如何表演。50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当代中国法治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中国文化》2015年春季号。基于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文本的分析，梁治平主张，此等法治至少应当包含四点：一是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

为此，当下中国学人既要接续后现代法学的批判精神，确立一种明确的自省意识，重新审视自己的法治观，在法治建构的过程中，尽可能避免现代性的傲慢与偏见，尤其是对个人理性的盲目乐观和对形式法的过分张扬，又要以开放的心态迎接他者、寻求共同语言与共同关切，并在此基础上通过真诚对话与沟通来克服文明的失语或自闭，找到互补互利的机遇，进而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情又接轨国际的法治中国新路径。我们必须确保每个人实现自己预期的目标。解救现代性道德和法治的办法不是简单、无理地解构，而是谨慎、合理地重构，以实现更多的正义。

53王人博：《法的中国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2页。37Samuel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2-92. 38［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毛俊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5页。不尽这责任，就是对不起祖宗，对不起同时的人类，其实是对不起自己。虽然东方主义在其根源和历史上与欧洲中心主义有密切联系，但在根本上，如果想要获得合法性，东方人的参与必不可少。

50梁治平：《论法治与德治：对当代中国法治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中国文化》2015年春季号。不少研究者往往秉持西方理论或思维，对中国法治问题进行削足适履式的评判。

42［新加坡］约西·拉贾：《威权式法治：新加坡的立法、话语与正当性》，陈林林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其次，对内我们现在需要将目光更多地投向对物——政法体制——的关注，而不只是单向度地聚焦于对词——法治话语——的研究。65参见夏勇：《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257页。⑥［英］杰拉德·德朗提：《欧洲的诞生：理念·认同·现实》，陈子瑜译，台北：广场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8页。

三是法律一经制定，就要严格地实施和执行。③［英］杰克·古迪：《西方中的东方》，沈毅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11显然，在这种语境下，知识就是权力这一论断，获得了最为圆满的呈现。有鉴于此，依托此等观念，我们需要在法治改革中做到下述三个结合64：一是在法律与其他社会规范的关系方面，坚持发挥形式法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和约束的基础性作用与发挥传统道德等其他社会规范对社会行为的调节和引导作用相结合。

在话剧《蝴蝶君》中，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给出了一个可与之等量齐观的巧妙解释。⑤与其说（西方）认同起源于共享的生活世界……它更聚焦在与他者的对立：不仅是共享经验的框架、共同目标以及集体范围规定了‘我们，还有否定他者。

41陈新民：《反腐镜鉴的新加坡法治主义：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序言第3页。为此，为重塑国内法治的话语体系，首先就需要尽量缓和这个略显吊诡的结构性困境，而要缓和这种困境，就应当从学术与政治两个层面对西方法治的经典理论进行深度祛魅。

一方面，后现代不是对现代的替代而只是对其的反思。诚如黑格尔阐释的那样，自我意识在自身反思中认识不到自己，只有通过自身的颠倒，实现对意识对象的他物反思，才能在自我与对象区别的基础之上意识到并保持自我的确定性。39 从政治角度而言，一方面，冷战的结束，似乎印证了弗朗西斯·福山预言的历史终结的到来，这被阐释为西方自由民主模式的胜利。40 （二）方法论层面之更新：法治中国的建构路径 诚如上述所论，未来的努力方向，是要通过法治再启蒙，消除只有西方民主分权制度的政治建构才能达致善治或才更有利于实行法治的自我东方主义认识偏见，同时也要看到在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探索法治道路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将全社会思考的重心引向探索如何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政治构造下实行法治，建构并形成一种崭新的法治形态，藉此丰富人类法治的实践内涵。在律师之治下，什么事情都要诉诸司法，使得司法体系不堪重负，不仅效率低下，而且社会经济成本无比高昂。乌戈·马太在《西方的掠夺》一书中提出的反法治的法治，18与西方左翼代表人物苏萨·桑托斯倡导的反全球化的全球化19、中国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晖提出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20在本质上可谓异曲同工，批判的对象皆是当前处于支配地位的这种新自由主义帝国的意识形态霸权。

原因无他，彼时中国GDP位居世界第七，相当于美国的十分之一，不到英国的三分之二。59王人博：《中国法治：问题与难点》，载张志铭（主编）：《师大法学》2017年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页。

57就此，强世功指出，这种单纯强调国家和法律的权威，甚至通过简单强调党在人大中的模式来削弱党的权威，最终可能将我国引向西方类型的党国分离体制，它与单纯强调党的权威，将党完全凌驾于国家机器之上，从而蜕变成苏联类型的党国整合体制的另一极端，皆不足取。67特别是在西方民主面对越来越多源于文明冲突、贫富悬殊、金融和环境危机等难解的价值矛盾而越来越难有共识，甚至在成熟民主国家也开始思考替代的治理方式时，中国这个地球上少见的超稳定政治体，在缺乏一条现成法治道路可供依循的情形下，正在独树一帜地艰难进行这样一个2.0版中体西用的社会大试验，若然被给予足够的时间与耐心，或许不久之将来能为人类社会更为良善之治理提供新的思路与可能。

⑨ 在这种伪普遍性学术范畴的支配下，似乎唯有资产阶级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值得拥有与追求的法律，而唯一能够引导法律未来的历史便只能是由近世资本主义母体所孕育与发展的现代法律的历史。36这虽然明显与国内一些学者将西方的成功经验概括为民主法治这样的复合政治结构，进而笃信民主在前法治在后的发展次序不同，但却与西方晚近主流政治学家的观念转向殊途同归。

苏永钦：《法治、法治国和依法治国》，载《中国法研究》（台湾）2016年第3期。现有在法律移植层面上因选择启示来源的单一性而造就的偏狭理论视野，不利于我们对西方法治观念的政治性进行直观的辨别与认识。在如何有效破除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与技术性的制度经验的潜在绑定上，这些国家经历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当下进行的改革实践无疑更具教育意义。25［美］络德睦：《法律东方主义：中国、美国与现代法》，魏磊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页。

此等力量本身不能仅通过野蛮暴力而实现，也需要自愿接受治理之人的认同。32而在后者看来，偏执理想主义法治观的弊病与此异曲同工。

⑥采用亨廷顿的通俗表述，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在当下中国，这种自动服膺之所以可能，根源就在于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没有在民主制度下好好地生活和感受过，但对威权体制的弊端却有切肤之痛。

四是司法机构必须保持应有的独立性。二是在社会矛盾和纠纷化解方面，坚持发挥司法手段在化解矛盾、建构和维护社会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与统筹运用各种治理资源、有效实现社会治理相结合。

然而，这种改革在各地实践中却异化成了他番景象：行政领导普遍入额但不办案或挂名办案，原业务骨干照样办案但要竞争成功才能入额。这个现实必须成为思考法治改革问题的起点，我们不能忽视或低估这种超前权利意识的重要性。揆诸现实争议种种，这里所谓的法治共识欠缺，诚如顾培东所言，明显不是指在中国要不要实行法治问题上的认识和主张不一致，而是对于什么是法治以及与此直接相关的什么是中国应当实行的法治和中国如何实现法治等基本问题，全社会缺少必要程度的契合与交集。33鉴于它抹杀了法治的局限性，回避了法治的内在矛盾，忽略了法治实际运行所依附的条件以及所必然面临的制约，站在该理论的立场上，或者执持该法治理论的某些命题或判断，很容易占据法治的制高点，从而可以毫不费力地运筹法治于帷幄，指点法治之江山，更可以俯视和鄙薄一切法治现实与实践。

根据前者的分析，国家法中心主义法治观对中国法治建设主要造成了两方面消极影响。其言虽属公允持平之论，然彼时内忧外患、前途未卜的中国却根本不具有将此畅想付诸实施之可能。

31强世功：《党章与宪法：多元一体法治共和国的建构》，载《文化纵横》2015年第4期。在这种意义上，无怪乎王人博提出中国传统法家思想经过现代性转化亦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最低限度的法治概念的主张。

质言之，为使法治一词在中西交流中保持其语义的基本相通性与妥适的在地化，就必须先将其去意识形态化与去神圣化，将其化约为一套社会治理术，52与社会治理工具内在勾连。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